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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翻译的取舍及其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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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进化”可以说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观念之一,它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所普遍持有的进步主义信念的思想基础。进化论本来是一种关于生物物种起源和发展的理论,该理论
近代以来,“进化”可以说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观念之一,它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所普遍持有的进步主义信念的思想基础。进化论本来是一种关于生物物种起源和发展的理论,该理论在生物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清末《天演论》的出版更是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对自然、生物、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进化论影响下的人们开始将世界看成是一种进化的结果,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没有永恒的真理”,进化论将人们的眼光由过去引向未来,让人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社会会随着进化的过程而日趋完善。这一理论,深深地拨动了中国人意识里最深层的神经。在近代史上的那段多事之秋的岁月里,“进化论”成为了中国人在存亡面前,一颗重要的救命稻草。
一、《天演论》诞生的社会背景
严格地说,严复并非在中国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第一人。早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之前的1871年,华蘅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就曾在《地学浅释》中简单介绍过进化论。之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在1884年出版的《西学考略》一书中提到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然而,这些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介绍进化论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微,当时的历史形势,已由不得中国人去考虑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了,因为民族存亡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895年到1898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众所周知,甲午中日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虽落后于西方,还不失为东方之大国,马关条约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中国要么灭亡,要么变革,整个社会进入到不得不变的转型时期。这时,觉醒的忧国、爱国之士日益增多,他们对清政府败于慕尔小国日本之手,割宝岛、赔巨款,丧权辱国之行为,悲愤难言,欲哭无泪。按照传统的思路,他们向皇帝上书呼吁变法改革,先后上书者共计1581人次,上书37件。这种走传统上书的“老套路”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彻底走到了尽头。正是诸多改良变法的失败,使知识分子思维方式不得不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严复同样比当时的士人更早也更加深刻得体会到:西方强大的关键并不在于器艺,也绝非是经济,最重要的是,国人中西文化中对现实完全不同的认识与观察。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以“运会”来指称历史变化中最根本原因。他在书中说道:
“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赌其流极。”
严复在此将“运会”诠释为世界的潮流、趋势用以说明中西文化上根本的差异。在多年留学英国的经历以及相对丰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上,严复认为这种史观与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可归结为:中国是“好古而忽今”的退化观与“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西方则是“日进无疆”的进化史观。严复以史观的不同判别中西之异同的想法并非独创,但是以进化的观念推论西方近代的进步,却是较之前人所倡而突显出严复认识上的独到性。除严复之外变化,其他士大夫们也开始思考人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他们逐渐认识到,当今诸国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国家间的竞争,而是国民间的竞争;是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而与他国竞争!而这种种竞争之中,国民力的竞争又是诸多竞争中的核心。这样的思考标志着一种变化,改革派们已经把重点从社会性转移到了人性上。他们意识到只有穿越政治层面,制度层面,真正落实到人的现代化上,只有出现适合革命的大众,真正能挽救中国的转机才能出现。然而如何将人定义为是现代的,过去的人又如何成为现代的,成为类似于西方层面上的“新”国民?同时这“新”又不能是一人之新,而必须是一群体之新。社会上急需要一种由旧向新转变的理论,借助于这种理论来创造出这一群新国民群体。
《天演论》正是在这个时刻横空出世,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这一自然科学上的革命性发现,经过严复转换为形而上的革命哲学信仰,并赋予它与救亡攸关的政治道德意味,使得它真正在中国社会发挥了巨大影响。
王尔敏便曾指出,在认知结构的剧烈调整下,一些中国士大夫对西洋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发生改变,并领悟到物种适应环境,争取生存,优胜劣败的冷酷自然规律。他们把这样的自然律应用于诠释当时的情势,使国人对国家存亡的严重性更加认识,也诱发出了“竞存”的观念。①可以说《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告诉晚清的大众,20世纪中国人所身处的是一个与传统文化想象完全不同的世界,“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因此,《天演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就源于这样一个不能不让人正视的现实:那就是世上“只有文明国,而没有文明世界”(杨度语)。在这种世界中,通行的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强权公理,承认这个现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只有不断地提高变为强者,才能免于灭亡的厄运。这就使得中国人不再奢求从一般道德常理上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选择一种唯实、唯力、非道德的竞争伦理。应该说,“进化论”在中国这一特殊时期已被包装成为了一种带有“强权色彩”的理论思潮,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后,进化论这一思想在传播过程中被误读这一现象了。
文章来源:《大众文艺》 网址: http://www.dzwyzz.cn/qikandaodu/2020/0713/3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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