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型与类型文学?——类型化写作三人谈

类型写作的美与罪

▲张永禄

从类型学角度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应有“类”，也应有“型”。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类型不文艺。这是由社会生活的成规属性决定的，也是由艺术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并且是由作家艺术才能的有限性与特殊艺术偏好决定的。对于那些不能以类型命名的写作，要么是该作品达不到类型水准，要么是它标志了某种新类型的诞生，人们暂不能从理论上命名和界定它。好的类型写作或类型化的作品体现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成规之美与创造之美的辩证，坏的类型写作则暴露了对艺术创作成规的违背，对艺术创作自由权利的滥用，对艺术创造性意涵的曲解，这既是创作之罪，也是恶俗艺术之罪。

类型写作本是中性行为，无所谓好与坏，也无所谓美与罪。但把类型艺术放在价值系统中考量，就不仅有高下之分，也有好坏之别。对类型写作的好与坏、美与罪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不宜笼统地臧否，否则的话，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这不利于类型写作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更不利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

类型写作是古已有之的事，并不是网络时代的新宠。今天能流传下来彪炳千秋的作品，可以说都是类型的经典。以小说为例，比如《三国演义》之于历史小说类型，《水浒传》之于英雄侠义小说类型，《西游记》之于神魔小说类型，《红楼梦》之于世情小说类型等等。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小说的类型，仍然离不开这四大名著，四大名著代表了四大小说类型及经典形态，其后无以数计的类似作品都是这些经典形态的变体或改造，离开这些经典形态的作品做参照系来谈论特定作品难免凌空蹈无。而对习惯于把类型写作定位为大众文化行为和通俗文艺活动的人来说，感情上可能很难接受四大名著是类型小说的说法。不过，小说类型的历史和小说类型学理论证明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也曾有学者问我，按照你们搞类型学研究的眼光，《狂人日记》该是什么类型的小说？我说是反传记的传记小说，是对《史记》文体的超越性继承。《狂人日记》为无名小卒立传，书写了穷贱的老中国儿女渴望富贵而不能的时代与个体的双重不幸，是中国现代悲剧的经典叙事类型。从叙事美学来看，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还是中国古典小说巅峰的《红楼梦》，都体现了杰出的类型写作之美。

类型写作之美首推艺术成规之美。尼采说，成规是一切伟大艺术产生的条件。的确，伟大的艺术都不是像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自有来历，自有传统基因的，在它诞生之前，就有无数人做了默默无闻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看不见的传统。伟大艺术就是他们当中的集大成者，是伟大传统在幸运作家和作品身上的杰出体现。没有成规，就没有创造，成规是创造的前提。正是有了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独到眼光，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伟大的艺术作品，作为成规的集大成者体现了该类型在艺术和思想高度难以企及的典范意义，成为后来者仰慕和模仿的对象。《红楼梦》之后涌现写作的羊群效应，续作不断，《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等。续作虽无出其右者，但可看到成规对于创作的巨大诱惑力。

伟大作品作为其所代表类型的典型，是该类型成熟的标杆。成熟的类型当有自己的叙事语法，比如陈平原先生用中国特色表达式将武侠小说的叙事语法概括为“仗剑行侠”（指侠客的行侠手段）、“快意恩仇”（行侠主题）、“笑傲江湖”（行侠背景）、“浪迹天涯”（行侠过程）等四个成语（习语），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武侠小说的艺术魅力，体现了类型的叙事语法之美。我们可依照此法，探索历史小说、成长小说、科幻小说、职场小说等具体类型的叙事语法，深描类型语法之美。

类型的成规之美还体现在叙事弧线之美上。好的类型叙事自然在故事里生长出叙事弧线，故事的叙事线在视觉上是向右偏离的正态弧线，弧线会随着时间向前延伸，看起来就像一股即将撞碎的波浪，蓄势待发，下一秒就要迸溅成美丽的浪花，灿烂无比。而弧线的五个组成部分：阐释、上升、危机、高潮和结局则如同古代的五音宫商角徵羽一般异彩纷呈而错落有致，彰显出音乐之美。这样，叙事弧线就形成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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