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众文化”将往何处去？

2012年前后，在中国大众流行文化中，被热议最多的是电影《钢的琴》和《小时代》。前者因叙事指向老工业及其工人阶级，而一度被认为是表达个体精神意义与集体生活关系问题的典型；后者因导演团队的青春偶像身份，又因突出表达了经济主义价值观主导下年轻人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曾突破票房纪录，成为此时的一个流行符号，即在“小时代”里大家只有追求物质享受和自我身体消费。时间到了2014年，回过头再看《钢的琴》，那种寄托在集体生活中个人精神意义的获得，似乎不再怎么奏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因个人精神意义追求不得退而求其次的家庭伦理，不能不说这是《钢的琴》把个体意义的获得判断为对集体生活亲和程度的致命局限。同样，《小时代》中的拜物主义、偶像主义在2014年也似乎有点过气、不再时髦了，转而变成了对年轻人的个体自审之问。“去哪儿了”式追问铺排而来，究竟想要讲述什么呢？不仅如此，“去哪儿”式追问似乎真有点漫无边际、自寻烦恼了。2015年相当能说明问题的《港囧》《夏洛特烦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冲着回答这个问题而来的。那个“哪儿”应该置换成肯定式“那儿”——“珍惜眼前的人，不要再放不下曾经的初恋”，这是网上网下观众不约而同对这两部电影主旨的总结。 诸如此类，可说的影视及其携带着的大众文化信息还有很多，名单仍可以再列下去。然而，单就这些来说，已经能够窥斑见豹，相信通过分类探讨，或许多少能对目前我们所热衷的大众文化价值将往何处去，会有个大致的把握。 一、“韩流”内外与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 任何意识形态事物，只要构成“流”，就已经不只是该事物本身了，它便变异成了某种突出的形象符号，或者流行风。 韩剧大量充斥于中国荧屏，正可以如是观。无论是2003年的《大长今》、2012年的《拥抱太阳的月亮》、2013年的《隐秘者的伟大》，还是2014年的《来自星星的你》等，当它们构成某种强劲的叙事力量之时，已经不是哪个具体的故事、人物、情节乃至细节如何感人的问题了；讨论某部具体韩剧的构成元素和市场定制，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为什么是韩剧及其携带着的“韩流”？如果不剖析背后深层的原因，而盲目看票房或盲从地以“喜爱”论成功，无异于取消大众文化价值功能，否则，大家还不如打开手机微信或QQ空间，看看手机段子、笑话故事，开怀大笑一场算了。 首先，在诸多拥抱韩剧的理由中，“断裂”中的情感认同起主导性作用。要细加分析此现象，必要的文化背景不可忽略。概括地说，一是在“五四”反传统文化运动中，我们的语言、人际关系、家庭观念都遭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但那时朝鲜因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五四”的影响反而很少；另一个是中国大陆如火如荼进行“文革”的时候，韩、朝特别是朝鲜虽然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介入到“文革”中来，所以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东西还相对完整地保留着。有了这两个深层次情感断档及其应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的文化就特别有亲和力。这个文化上的亲和力，是韩剧成为“韩流”的主要情感认同原因。这时候，当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生成的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后，中国观众自然会有一种久违之感。这样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尤其在跟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相重合的时候，就容易形成互补性，因而也唤醒了当代中国人伦理领域一直被迫沉睡着的集体无意识。缺什么就恶补什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中国的“文革”电影或革命电影，里面都强调斗争、强调政治，表演上也确实有很多生硬的东西，对家庭、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表现不多。反过来，朝鲜电影就比中国“软”得多，像《卖花姑娘》不用说了，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也有兄弟之间、恋人之间的关系等，里面很多很细腻的情感处理，正是中国当时所忽视或者所有意回避的。最难以被观众立即消化的一点还在于，“文革”或革命故事的镜头叙事模式，非但没能被大多数影视导演们进行反思性处理，反而有强化乃至突出之势。如此一来，造成了一个什么错位呢？简单地说，就是大家普遍感觉实际的日常生活逻辑与镜像化日常生活差距非常之大，简直不可理解。那么，从预期观众的角度看过去，“喜欢”韩剧中的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变成了受众对一种文化模式的反感和反叛。即便是先寻找替代品，再来表达自己反感和反叛的标准的，替代品越是暗合理想形象，观者的主体性便越是迷失。于是，这反感和反叛走着走着竟忽忽悠悠不知所之，悲剧也就完全成了喜剧甚至闹剧，那就干脆消费崇高、消费伤痛得了，反正认真的思考总是很头疼的，娱乐娱乐完了，何必当真呢！这个时候，不消说，家庭伦理叙事就首当其冲成为转移人们思索视线，进而构成人们几乎全部精神价值寄托的避风港。在温柔曼妙却无时无刻不植入心术玄机的旋律中，在絮絮叨叨却并无大碍的吵嚷中，在一招一式看起来温柔敦厚实则诡计多端的人际关系权衡中，向外探究根源的视角没了，向外求解的视野没了，向外打开的普遍性反思力量没了。这个时候，家庭、老人、孩子、门第、饭菜乃至能否怀孕、怎样怀孕的问题，顿时成了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影视是现实大众文化心理的突出表征，也是一个时代社会意识观念的普遍反映。在朝鲜半岛的家庭里，儿女不但自然而然听从父亲的话，而且也非常含蓄。比如一个姑娘要结婚，别人跟她开玩笑，她就会深深地低下头一副非常害羞的样子，这跟中国女孩子没羞没臊仰天大笑的形象的确很不一样。虽然无法做到但心却向往之，这是中国观众觉得比较亲切的另一具体文化心理补偿。逆向而推，今天观众的这个普遍性反应，实际上是上一代观众所期望但又不得的大众文化在家庭中的变异品种，或者叫文化遗传的变异，以基因变异的形式而存在。这种品种的突出特征是分裂，对内讲究，对外随势俯仰；或者反过来，对内捂着抑着，总要表现得优雅、温顺，对外则毛毛躁躁，甚至怨气冲天。 其次，韩流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好开始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界传统文化开始兴起，这样一个潮流跟承载了传统文化的韩剧形成合拍、产生了共振，这是韩剧在中国受欢迎的另一重要意识形态原因。只不过，不巧的是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中被反复强化的东西，中国观众恰好在现实中无法兑现，而这个错位感在年轻人中却尤为突出。于是，拥抱韩剧，未必是什么具体细节乃至情节，实际是情节、细节中所携带着的一种价值观。 对中国年轻人来说，外部世界的意义在塌陷，我们只能到家庭当中去寻找人生的价值，现在家庭的价值被提高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在这方面韩剧比中国影视剧表现得更加充分，这大概是韩剧在中国受欢迎的价值选择原因。不仅如此，韩剧里的年轻人是非常时尚的，无论是穿着，还是使用的各种电子产品，他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都是非常时尚的，并且这些非常时尚的人和传统价值观结合得水乳交融。可是在中国影视作品里，秉承传统价值观的都是一些老朽，或者多数是大叔级人物，严重的错位感有力地推动了韩剧的深入。年轻人，男的要么就特别屌、特别痞子、特别江湖，女的呢，又特别风尘、特别异想天开、特别不靠谱1。为内心世界里一块纯净之地预留空间，或者用理想的境界来释解心里的不堪，韩剧暂时成了那个替代物，备受热捧自然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支撑。 由此可见，在韩剧的这个市场预期中，经过中国观众尤其是城市中国人的转化处理和消化吸收后，从汹涌的“韩流”中生成的其实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绝非原汁原味朝鲜半岛文化的怪异观念，不妨暂时称之为“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 第一，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导向与意义期许的严重分裂，迫使焦虑情绪经历了二度转换，即由略带思考的反感、反叛第一次转化成了棱角收敛、面向小家庭的伦理世界，再由小家庭伦理的缺席第二次转换成了对纯粹个体物质性得与失的算计，最后二者合起来，导致了逃避现实的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一会儿“纯亲情”“去政治化”，一会儿又一窝蜂扑向“传统文化”这个安全港湾。看起来好像是文化趣味问题，实际上是文化背后人的主体性的飘忽不定作祟。逃避现实艰难问题，是其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因而对外部环境漠视、对他人命运木然，只在乎自我心灵遭遇，构成了该人生观指导下几乎所有大众流行价值观的核心。正因为我们很少谈论社会文化潮汐的涌动、文化现代性的具体状况，即人的现代化问题，总习惯性地把“宅”在卧室里、自己家里的那么一丁点暂时的安逸，误当作整个社会的安逸时代已经到来，所以，这类大众艺术的所谓审美实质上是审美幻觉，既无批判精神，又乏力于建立真正强悍的审美乌托邦世界。耽于对整体社会机制的探讨，耽于对社会阶层处境的探讨，我们就一般把身体残疾者、贫病者视为当然的社会底层，然后说谁谁施舍了，你应该感恩，谁谁被道德感化了，于是人性的美好多于人性的丑恶，社会还是好人多呀，诸如此类，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大众文化所有内容和商业影视剧的所有题材。如此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最致命的一个误区是，眼里没有别人，没有共同体，没有整体意识。故而，经过他们的眼光看过去，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不诗意、不幸福、不快乐，或者根本没有社会疑难杂症，没有尖锐的民生问题，根本没有不公正、不公平，等等。 发掘并有效转化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是我们需要花精力做的。但如果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只能进一步完善现代性质，进而在完善的基础上警惕封建迷信，甚至警觉宗法模式的那一套东西巧妙地、安全地镶嵌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思想言说方式后的严重后果；也如果只把传统文化中次一等的可以用来消费的元素，比如个人道德伦理话语、道德感恩话语和被无限放大的亲情话语等一系列生产于并生成于封闭的小家庭的“文化”，当作我们的瑰宝，那么，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空间，就真的只成了政治经济思维施展勇力的地盘了。极端者，如此打造成功的政治经济话语、形象，就会自圆其说地反过来灌输类似于物质“成功”“幸福”“快乐”的神话，并通过该神话加固、凝固“感恩”的等级制——弱对强要感恩、小对大要感恩、下对上要感恩等。在这个“感恩”文化运行中，中间夹杂了无以计数的“泥腿子”“知识分子”及其他普通民众，他们或自愿、或不自觉、或被裹挟，情况不等，但他们都被告知，如此做便是“不忘本”，便是“中国本土经验”，这才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可怕的“成功”秘诀。而所谓“回到传统”“回到传统文化”，希望回去的实则是有利于确保并维持赢家通吃的现代法秩序缺位的“文化氛围”。应该说，影视剧中这一普遍性价值构造，是与当前反腐败力度极其不匹配的，大一点说，这应该也是一种文化腐败行为。 第二，狭隘文化传统主义实际上是宗法文化模式的变种，它排斥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完善。无论以物质丰裕、物质成功为整个幸福叙事的价值观，还是把大众文艺的旨归仅仅规定为对自我内心遭遇、得意、亏欠等个人事件为表达对象的人生观，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借用，其实质是十足市侩主义、流行主义。反映到影视剧中，极端者，是封建礼教的复燃；次一级是宣扬人的动物性和物质性，成为马克思批判的“拜物教”；再理想一点看也至少是对于自己则无限自恋自大，对于他人却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道德审判者而已。当然，出于对既得利益阶层的回护和周全考虑，也出于对自我小恩小惠的保全与维持，这种东西反映到为人处世和社会关系上，是抱团、拉关系、行人事，甚至是哥儿们义气、江湖作派、帮派主义、宗派主义的直接温床，可谓庸俗、低俗、媚俗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巩固者。 一句话，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及其影视剧，究其根本，并不是真的热爱传统文化，而是觉得传统文化安全，进而消费传统文化也适逢其时罢了。换句话，如果真热爱传统文化，故事的编制中，叙事的信息中，以及细节的镜头处理中，就不可能不蕴含传统文化元素如何遭遇当前流行主义阻断，并且怎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元素变得有效的努力。显而易见，后者考验的是使传统文化真正发挥价值作用的社会机制探讨，而非肤浅的具体道德伦理方式方法。 二、“XXX去哪儿了”与当前尖锐的社会问题 当“XXX去哪儿了”这个反思式问句，成为近年来许多大众文艺标题、电视节目和影视剧名称，甚至作为高考材料作文出现之时，或许表明了一个严肃问题的降临，即今天时代是否已经进入了全面重视理性反思的阶段？或者人们是否已经自觉意识到了所缺之物？ 2014年，一档“爸爸去哪儿”的电视节目异常火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探讨的是爸爸在家庭中的角色归位。它也让人反思：东奔西走、奔波忙碌的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停下脚步、陪伴子女、关爱家庭？在我们的价值谱系中，亲情、家庭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近期，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曲，让无数人感怀感动。歌曲让人动容的不仅仅是父母之爱，也是一种对青春的反思、对生活的追问。它让人深思：过去的日子，你是否留下痕迹、留下记忆、留下价值、留下亮点，又抑或是蹉跎复蹉跎、白白走一遭？2014年春晚《扶不扶》与其说是一个小品，不如说是对“道德去哪儿了”的一种追问。正是由于一些人道德的丢失，才会有 “毒胶囊事件”“小悦悦事件”“扶老人反被讹”等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发生。还是《扶不扶》中的一句台词说得好：“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扶起人心，才能扶起传统美德、扶起善良国人、扶起大道中国。 “XXX去哪儿了”之所以走红一时，是因为它成为人们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是对现代文明的呼唤，是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警醒，更是对心灵能够诗意栖居的企盼。古人提醒“吾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净化自我，利己达人；今人同样应有“去哪儿了”的反思，从而让灵魂纯净、让文明归位、让社会和谐。 作为一般社会文化思潮，以上反思和追问，的确勾起了经济社会人们的诸多自审，我们是不是唯物质是追了？是不是把人生的成功目标定得太功利太世俗了？如此等等，都不乏价值之问。但是结合大众热捧的韩剧《爸爸我们去哪儿》和中国电影《致青春》，以及系列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了》，深一层追究，一些带有本质性的尖锐社会问题似乎也就浮出了水面。它们并不像前所提局部的或偶发性社会文化现象，而是改革开放进入到深水区恶性社会机制运行后果的必然表征。突发的、偶然的、个别的精神文化现象背后是否潜藏着某些本质的、必然的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呢？ 被大众文化艺术表现的社会现象，多数论者归结为个体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个体道德伦理的现状，又被自然而然追索到了个体的可选择性上，即个体仿佛通过“有所为”完全可以避免个体因“有所不为”而为所造成的后果。与其说这是对个体的尊重、因而首先向个体索解，不如说是相对主义对本质问题的有意抹平。电影《致青春》中最接地气的情节是少女堕胎、学生人流、未婚生子等“重口味”现实元素；韩国电影《爸爸我们去哪儿》和系列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了》，共同暴露的是家庭中父亲教育的不健全或缺席。对于女学生身体的失守和星二代、官二代教育的不健全问题，从网上网下热议来看，一般被归罪于家长个体或学生个体的不负责任，至多也就追究到围绕个体而展开的道德伦理及个人修为境界层面。然后，大家在一片唏嘘声中继续消费感伤的过去，并且把怀旧主题视为今天时代的一个通病，意思是人们生活中的诸多缺失，其原因大概在于没有好好珍惜过去，“去哪儿了”就是为着从感情上唤醒人们，以后的日子不要盲目奔跑，要慢下来，珍惜亲情、友情和爱情。这样的一个集体无意识，其实存在着过多误区。影视作品或娱乐节目是否只在传送如此价值观，当见仁见智；重要的是大众只停留在情感层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若结合现实事件，这个问题就会看得很清楚。2014年11月26日，银川市某中学初一年级12岁学生唐某跳楼身亡，一时间微信议论纷纷，直到28日该“坠亡事件”调查组公布结果，观点终因转向有利于学校、有利于教师一方才停止。紧接着一年前《人民日报》发表的《教育改革从家长教育开始》一文，遂被好心的网友转出来，好像这文章原是提前为银川中学生坠亡事件而写，好像早就知道人们的议论，最终必然要追究到家长，否则，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巧合。千回百转的调查，曲里拐弯的逻辑结构，结论竟然如此之简单——家长终于成了整个教育问题的制造者和肇事者。微信上压倒性的声音当然也多是教师的议论，“不是保姆”“不是演员”、“不是医生”“不是保安”“不是一切责任的机器”等的确也是教师的真实处境。即便如此，教师无力负全责，并不等于学生的真实处境就必然自外于教师、自外于教育机制或者自外于大的社会环境吧！ 引进这一实例，想说明的是，无论是大众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现实事件的处理结果，悲剧的承受者不大可能是话语的发布者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也不可能是具有话语领导权和价值认定资质的机构或部门。吊诡的是，它们却往往以代言执行阶层为能事，以“同情者”姿态发布最终的裁定。经过层层转移和假借，公共道德伦理的破坏者摇身一变竟成了本来该道德话语同情的对象，悲剧的真正承受者也就只能以闹剧身份被迫收场。《致青春》中伤感青春的承受者本不该承受的悲伤，被导演巧妙编织的台词“你不要怪他，因为他的善良才伤害了我们俩，这是我的第一次”轻轻转移到情感的受害者身上来了；电影《爸爸我们去哪儿》和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了”，在缺席的父亲教育前提下，一切问题逻辑地推向了封闭的小家庭。这进一步表明，家庭伦理、亲情、感情，高一点再加上传统文化中源自宗法文化模式的具体伦理道德方式方法，似乎均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 情况真是这样吗？一个12岁的孩子在纵身一跃之前，默默承受老师的侮辱后留给父母所谓“不能说出口”的遗言，教师自然不能负全责，但学校教育的等级化、功利化是不是也不能追究呢？这是不是也是导致教师做事极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呢？影视剧或电视节目中的青春伤怀、官二代富二代生活中普遍的无能现状，究竟多大程度能代表一般家庭的无助和困境呢？ 无论什么时候，个体都需要买道德伦理后果的单，但是一个常识性道理我们也有必要明白，即具体的情感危机、道德伦理危机，其根源必然与经济主义、发展主义价值机制导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文化价值观念上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突出的偏差，其实无不与宏观的社会机制错位有关。至于季风般兴起的集体无意识思潮，比如从传统文化变异来的家庭伦理，从家庭伦理又变异来的“有所不为”而为的个体后果——个体问题只能由个体负责的结论，则更为可怕，因为它们都忽略了建设和完善现代社会秩序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法社会的建立，文化现代性价值机制的确立，不但可以解决责任推诿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在传统文化与消费主义之间铺路搭桥，释解所谓外部世界的意义在坍塌，只能到家庭当中去寻找人生价值的非此即彼的精神彷徨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XXX去哪儿了”式反思或追问，才能转换成一个有效的命题。否则，类似的句式，比如信任去哪儿了、公平正义去哪儿了、原则去哪儿了、底线去哪儿了……即便像藤蔓上繁殖的葡萄一样多，其结果也很可能变成“葡萄胎”，免不了流产的命运。谁的责任由谁来负，这本该是法治社会常理，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大众文艺作品中，却仍然被远远地支开了，更有甚者还主张回到人言言殊的宗法文化模式里去，或回到传统文化中的“安逸”“诗意”等封闭的自我陶醉中去，的确应该引起广泛的深思。 现在，我们可以揭开“去哪儿”的那个“那儿”的谜底了。2015年热播的电影《港囧》《夏洛特烦恼》，也许内含着无数个体、无数趣味在里面，但我则认为，就其价值判断来说，是承接编织者对先前，特别是对2014年大众文化未解之问题而来的，那便是那个“那儿”的谜底。 前面已经提到，如许“哪儿”，表明的实质是大众文化的代表者、代言者对自我判断、自我把握的不自信。正因为不自信，“去哪儿”便成了地地道道的投石问路。这下好了，2015年的这两部电影虽不是同一班人所为，但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安全消费”系数夯得更实一点，再不行也完全可以接着去年的“余味”大捞一把。这便是这两部电影为什么都要把个体的社会生活完全删掉，视点紧紧封锁在一个人的内心遭遇的原因,因为不这样，“那儿”便不够清晰。不清晰，对于商业电影来说，便意味着对观众的背叛，对票房的蔑视，更可怕的还在于，意味着对市场估计的偏离——有意给市场留下空间，无疑是对自我地盘的出让。 不妨先简单看看两部电影是怎样把观众非逼到自己营盘范围的策略吧。 《港囧》中两女主角围绕财富展开背地里的抢夺战，最终糟糠之妻以其巨大的经济后盾打败了男主角始终放不下的初恋。初看，这故事不但落入俗套，还可能会挑战观众的世俗价值选择底线。然而，一深究方才明白，画家要实现他的艺术理想，没有必要的生计供给和实现愿景的未来保障能行吗？肯定不行。制作者的精心和细心于是体现出来了。原来，这个“那儿”，不只是男人理想的归宿，它还是对男人花心的收编。它教导欲望中的男人和思想中的男人，放下欲望和思想，实惠的、一伸手就能抓住的东西才是最踏实的。在今天时代，这样东西是什么，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至于有些影评人非要发掘什么微言大义，那就近乎扯淡了。同样，《夏洛特烦恼》的市场预订，也丝毫不敢偏离这个基本判断。它的市场判断肯定不是来源于前者（比前者晚5天上映），而是来源于制作期对前者内部消息的摸底。所以，它变化了的地方，是《港囧》显得太直接、没有充分展开的地方，即男主人公必须通过喝醉酒倒在洗手间做一番猪八戒娶媳妇的美梦，然后穿越到1997年实现理想的成本可能低得多的现实中去。但是，那毕竟是猪八戒的梦，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必然性是，酒醒后，蹬三轮的老婆要带他回家，他也因梦醒而更加爱老婆。 很显然，夏洛如果不受刺激甚至人格的侮辱，他也不会变得那么珍惜已经拥有的生活和已经拥有的老婆。而刺激或侮辱，正是两部电影唯一的区别。前者的倒插门女婿，不是刺激或侮辱，因为老婆答应给他买更大、更洋气的画室了，他将在扬眉吐气中忘记过去；后者则不同，他只能在刺激或侮辱之后，看清现在。 ——注意，我这样转述这两部电影的叙事，是希望它们应该有如此反讽意向时所说的。事实是，这两部电影只是在强调人不能有半点非分之想，亦不能有半点非分之想的意识。如果在更大视野来看待非分之想和非分之想意识，则这两部电影告诉人们的便只是一条现实法则，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再回到上面的问题，“去哪儿”？“那儿”便是对现实服服帖帖称臣，熄灭一切欲望，窒息一切非分之想，老老实实感谢你能得的那点东西吧！ 我在看完《港囧》后，在微信上情绪激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小时代》开始，占绝对比例的吾国影片彻底地、情真意切地走上了傻瓜制作路子，其模式是：很多钱＋一个干扰者＋钱大获全胜，意思是钱的魅力挡都挡不住。消费的市场是：意淫者＋寂寞者＋脑残者＝幸福动物。” 你看我们浸淫其中的文化，准确地说，代言我们价值期许的形象符号，只剩下披荆斩棘后的两个字——幸福了，我们好好体味它就行了，还犯得着痛苦、烦恼、无助、无奈和迷茫吗？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生活，只要不需思想，那大家就彻底安详了。 三、结语 也许我本人孤陋寡闻，对于本属于大众文艺的影视叙事研究不多，但我毕竟也认真看过《现代启示录》《2012》及其他不少国外影视剧，直接印象是好像并没有什么文艺片、商业片之类细分法，也感觉他们的一个重要市场预期，一般是先考虑观众掏腰包消费，总得尽力给观众提供一般思维、普遍认知所未能意识到或者压根长久成为观众盲区的内容和思想，进而通过艺术自身逻辑，启蒙大众，提高大众思维水平，让观众感觉掏腰包消费值了。然而，这些常规性工作，在我们这里却是严重缺位的。一句类型片的借口，一切一笑泯恩仇，这很正常吗？同时，我也不知道我们庞大的影视研究队伍，在所谓影视学科规定性中，立志于国家民族想象，或者把眼光放到世界影视层面的宏大论述，究竟最终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左一个大历史的“弥合”“缝合”，右一个“红色”与20世纪的“贯通”，等等，你实在感受不到作为大众文化艺术的影视叙事，在文化功能上到底怎样发大众之所未发、叙大众之所未叙之事。当然，从磅礴气势上和严丝合缝的逻辑结构上，好像很有民生意识，也似乎很有人文情怀，然而，对照着无数普通人群和无数并没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挺简单一个大众文艺文本、故事和叙事，成批的研究真是越看越深奥，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说的那些概念和术语究竟与基层社会现实有多大联系？ 1关于“韩剧”的一些观点，引用了郭松民先生在“第四十一期青年文艺论坛”上的一些发言观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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