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在翻译理念冲突中的背后

1931年12月，瞿秋白给尚未谋面的鲁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鲁迅翻译的《毁灭》出版。信中高度赞扬了鲁迅的译文“非常忠实”，但也指出译文存在着“不顺”的问题，希望鲁迅以后能用“绝对的白话”来翻译［1］507－508。鲁迅的回信也充满热情和友谊的温馨，只是对于“不顺”的批评，他回应道“宁信而不顺”［2］391。接下来，瞿秋白一改前信温和的探讨口吻，在回信中直截了当地批评鲁迅：“那就是没有着重的注意到绝对的白话本位的原则。”［1］516

瞿秋白对“绝对的白话”的要求与其倡导和推行的“言文一致”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密切相关。“言文一致”首先要求书面语“去”文言，不仅绝对的文言（“周朝话”）、章回体白话（明朝话）不能用，连五四式白话也要去除［1］467。只有普洛大众听得懂的“绝对的白话”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大众文艺。

其实，言文不一致的问题早在清末就已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梁启超抨击言文分离，皆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终极目标就是“言文一致”，只是运动中实际产生的白话文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未达到言文一致。瞿秋白所倡导推行的拉丁化运动，逻辑上正是要实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终极目标，但他却对这个运动采取了“断裂”的态度，不但讽刺地称五四时期的白话为“骡子语”，也称五四新文学为“骡子文学”［3］177。他把“绝对的白话”上升为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本质上不同的另一种语体——相对于五四时期“资产阶级语言”的“无产阶级语言”。

鲁迅并非不能接受“绝对的白话”的理念，只是他觉的这不现实。但瞿秋白也非凭空的想象。他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兴奋地提到某期上海《社会日报》上刊登的“天津小报”现象。这类“以文艺为重”的天津小报注重当地平民文学，尤其以评话说书家“照说书时口吻”写作的评话小说“销路极多”，因为“人人易懂”，“商店主人及学徒”、“街道洋车夫与苦力”皆乐读［3］321。瞿秋白以此例子验证，用大众听得懂的白话写作的文艺才能深入民众，才是真正的大众文艺。但他设想的“大众文艺”显然并不仅着眼于这种言说方式或语言形式上的“大众化”，而是更加注重“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1］117。正因如此，瞿秋白并不完全认同以“包龙图、岳飞、唐伯虎的流风遗泽”为内容的天津小报，他倡导的是运用旧式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评说是其中一种）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1］494。

在瞿秋白的政治家视野里，文字革命——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革命三位一体，翻译的“顺”与“不顺”就不止是翻译准则问题，更是政治原则问题。他传达的是一个律令：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和翻译，“必须用完全的白话”［1］495。否则“事实上是投降资产阶级，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拒绝对于大众的服务”［1］466。这种律令在与鲁迅的通信中，还只是存在于逻辑中，在真诚、友好的对话气氛中，并不像在和论敌论战时那样直白，但也解释了为何在得到鲁迅坚持“不顺”的回应后，他的再批评就明显峻急起来。

对于中国既有语言文字的负面性，作为五四先驱的鲁迅所观察和体味到的，一点也不比瞿秋白少。对于瞿秋白在信中指出的《毁灭》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他也非常信服。他支持瞿秋白提倡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但对于立刻启用“绝对的白话”，则认为不现实，因为，“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2］392

茅盾在后来的论争中也提供了旁证。他通过调查上海四大类工人中流行的口头语，证明：“宋阳先生（瞿秋白）所描写得活龙活现的‘真正的现代中国话’何尝真正存在，新兴阶级中并无此全国范围的‘中国话’。”［4］116瞿秋白则认为茅盾“有些误会”，他解释道：一、“普通话已经在产生着”，并不是茅盾所理解的“已经完全形成”；二、所以才需要“新兴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着一般劳动民众去创造新的丰富的现代中国话”；三、“文”与“话”的误会。他注重的是写的“文”为通用的普通话，而非茅盾所以为的讲的“话”是“口音完全统一”。所以，茅盾所说的上海工人“三种形式的通用语”在瞿秋白看来，并不因为口音不同就不为“普通话”了，而恰好证明了“全国范围的普通话形成的过程”［3］35－49。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到了误会的原因在于“‘文’和‘话’还是脱离的。”只有进行文字革命，废汉字，拼音化，才能够真正达到“言文一致”［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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