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工作者还是大众情人？民国时期大众眼中的

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娱乐圈的女明星向来是一个令人艳羡同时又饱受争议的职业，无论是前一段时间自杀在家的韩国明星雪莉还是1935年自杀的中国女明星阮玲玉，她们都是娱乐圈中的幸运儿但又是这个体制下的牺牲品。1920-1940年代是旧中国电影业的黄金年代，上海更是为当时无数电影公司“造星”的城市，一时间成为女明星成为许多女孩的梦想。但伴随着财富与名利同时而来的还有许多非议，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新兴职业？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进入193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黄金十年”，虽然在1932年上海曾遭到日本的进攻，但很快双方便签署了停战协定，上海依旧是东方的时尚巴黎。伴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上海的文化娱乐产业也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大批电影得以登上大银幕，而一批批年轻漂亮的电影女明星也开始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职业闪亮登场。

在1930年代以前，由于电影尚未成为一种主流文化传播方式，女明星的地位其实是很卑微的，她们常常被人拿来和舞台上的戏剧演员放在一块，被人们戏谑的称为“戏子”。但伴随着电影文化在大量左翼作家的宣扬下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文化传播方式，出演电影的女明星也因其财富、美貌加上在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力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炙手可热的职业。这对于无数的年轻女孩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们渴望进入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生活但又没有金钱，而“女明星”职业的出现无疑给她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935年有一名记者就曾经对女明星社会地位的转变发表过文章说：“女明星就是这么一个又尊贵又神圣的职业，要是有机会肯让她们露一下脸的话, 那真是死也瞑目的”，但是在五年前却是“女明星这一个头衔就没有现在这么的吃香，和唱文明戏的戏子一样, 凭着姿色给人闷得慌的时候解解闷，如此而已。”由此可见“女明星”的身份在几年的时间内就有了巨大变化，它已经不仅仅代表着财富与美貌的化身，更重要的是象征着一种高大上的社会地位，能够让人“倍有面儿”。

1930年代的女明星之所以能够如此让人痴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士对她们的身份所进行的人为塑造，使得女明星由原先的“戏子”变为推动社会正能量文化传播的文艺工作者。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的知名文化人士迫切需要一种新兴的能够快速传播爱国抗日思想的媒介，而刚刚在中国兴起不久的电影艺术便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最佳选择。

1932年在电影公司中工作的左翼人士向女明星发出号召，鼓励她们脱下高跟鞋和丝袜，卸掉精美的妆容，“到民间去”，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他们希望通过改变女明星的风格气质与行为方式，来改变人们对女明星的刻板印象。他们通过让女明星饰演新时代的“新女性”，希望能实现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的观念转变。

1933年著名影评人柯灵曾经在杂志中表达了对阮玲玉等女明星在银幕上所扮演的崭新的女性形象的赞美，但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就是她们的这种转变是不是仅仅因为她们为了扮演相关角色所做出的被动的改变呢？如果仅仅是一种“伪装”出来的美好形象那便是太糟糕了。而柯灵给出的建议就是唯有女明星与所扮演的优秀新女性的人格相融合，才能真正的成为真正的“文艺工作者”。

尽管人们对于电影文化与女明星的看法因受到左翼文化的影响而有很大改变，但电影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化娱乐方式，而女明星身份的“娱乐性质”也依旧存在。1933年上海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电影皇后的选拔活动，颇类似于今日的电影节当中要选出的影后一样。在这场娱乐盛典之中，25岁的著名影星胡蝶凭借其美貌和电影作品脱颖而出，摘得影后的桂冠。当时的《电声日报》对胡蝶的影响力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上自党国要人, 下至贩夫走卒, 尽管有许多人不知道现任国民政府主席是谁, 但却无人不知道现任的电影皇后是胡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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